启封城遗址残存城墙
后到了战国时的大梁城，开封发展成为了车马往来日夜不休的名都大邑，从此奠定了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历史地位，开创了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也因此才有了“夷门自古帝王州”的千古名句。然而，公元前225年，一场人为的大水，使大梁城变为了一片废墟，开封的城市地位也陡落千丈。之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了隋唐之际，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开封才再次走向了复兴之路。以后历经五代，到了北宋时期，终于发展成为了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性大都会，创造了开封历史上的极度辉煌。北宋灭亡以后，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开封的城市地位便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先是在金代做了20年的都城；又在明初做了10年的陪都；一直到清代，又被降为一个普通的省城，康有为发出了“东京梦华销尽、徙叹城郭犹是”的感叹，开封的城市地位可谓是每况愈下。
以盛衰而论，有学者把古城开封的发展历史形象地比喻为马鞍形，战国时期的大梁和北宋时期的东京分别为前后两个发展的高峰，而高峰之前后，则分别为成长期和衰退期，如此比喻的确不无道理。而笔者通过对古城开封兴衰演变的考察，更愿意把开封的发展史比喻为一座连绵的山峰，其中北宋时期的东京是巅峰，战国时期的大梁是大高峰，明代的开封城是小高峰，其它时期则宛若是波澜起伏的沟壑与山峦。
高峰时期
战国
惠王的迁都大梁给战国时期的开封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当时的大梁号称是以“三十万之众”，守“七仞之城”；当年的魏王更是“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乘夏车，称夏王”，俨然以天子自居；魏王所修建的丹宫“华丽冠于一时”，成为那个时代诸国最为豪华的建筑；鸿沟的开通，使大梁成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常年出入“大贾小商之地”；魏王所铸造发行的“大梁布”，沟通了诸侯国之间的货币联系，堪称当时的“国际货币”……凭借着这些闪耀的光环，大梁城成为当时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也使历史上的开封首次昂首跻身于中华名都之列，初步显露了它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从此，“梁”、“大梁”、“夷门”等被作为开封的别称长期使用，发生在大梁城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也穿越了时空，千古传颂，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
大梁城与鸿沟位置图
“大梁布”
北宋
北宋时期的东京作为开封发展的巅峰当之无愧，这不仅体现在它城池的宏伟、人口的众多、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更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都城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重要拐点，对后世中国都城的营建和布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中，从都城制度发展的角度把我国古代的都城划分为了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所谓的封闭式都城制度，主要指的是郭内存在封闭式的居民‘坊里’制度和集中贸易的‘市’的制度。居民众多的‘坊里’和开设商店的‘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所有门户都设有小官管理，早晚定时开闭，夜间不准出入。一般居民住宅只准造在‘坊里’以内，不许当街开门。等到晚上坊门、市门紧闭，大街上就不准通行，而且城内有严密的警卫设施”。后来，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由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行业商人之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从而使得沿河近桥或城门口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新的‘行’‘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为适应社会交际需要的酒楼、茶坊也大为发展，逐渐形成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集中的‘市’。随着旧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于是大街小巷畅通的结构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的街坊结构”。如果说中国古代都城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这种重大转变是从五代时期的周世宗通过扩建新城、准许居民沿街造屋、种树掘井、搭盖凉棚而“开了花”的话，那么，到了北宋东京城时期，通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述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转变已经“结了果”。尽管这一重大转变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但毋庸置疑，北宋时期的东京则是这个代谢过程中的重大拐点。
《清明上河图》中的漕船
北宋时期的东京还是我国古代都城由东西向发展转为南北向发展的重要节点。北宋以前，我国历代都城的位置大致是沿着东西向分布的，比如咸阳―西安―洛阳―开封，而在北宋以后，我国都城的位置开始朝着南北向分布，比如杭州―南京―开封―北京。究其原因，以北宋时期的东京为分水岭，其前后对建都标准的选择有明显的不同。北宋之前，王者择都多是考虑自然因素，正如管子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而自北宋以后，王者之权开始由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大汉民族交替掌控，都城也自然开始在南北之间徘徊，对建都位置的选择，更多是考虑政治因素。如北宋时期女真族占领着北方，其金政权自然把都城选择在了北方的燕京（北京）；金灭北宋后，赵宋王朝不得不把都城迁至了南方的临安（杭州）；金人的两次迁都开封也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第一次是为了便于向南宋发起进攻，第二次是迫于蒙古人的威胁；之后蒙古族建立的元把都城建在了北方的大都（北京），汉人朱元璋建立的明又把都城定在了南京，只是到了明成祖时期才又把都城迁到了北京，迁都的原因也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因为北京正是明成祖的旧封之地、势力范围；由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政权――清，也自然把都城选在了北方的北京。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东京无论是在时间上或是在地域上均处在我国古代都城东西向和南北向分布相交叉的节点之上，在对定都标准的选择上也是一个发生变化的分水岭，故北宋东京城地位之重要、对后世都城发展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不言自明，所以史学界才普遍认为，北宋时期的东京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宋皇宫沙盘（龙亭公园）
明代
明代的开封，不仅是河南省的省城，也是明朝初年的陪都，还是周王的封地。在明代，有“天下藩封数汴中”、开封“势若两京”之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代是继北宋灭亡以后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时期。
明周王府考古发掘现场
明周王府遗址中的廊庑和水池遗迹
然而，明朝末年一场特大洪水，不仅将开封城全城覆没，也使开封在千百年来所积蕴的王气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标志着开封皇城时代的彻底终结。自北宋以后，开封作为一代皇城的顶巅之势开始下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虽一代不如一代，但总的来说在明代以前，开封在兴衰演替的进程中却总能保持着众多的人口，繁华的经济，即使有亡国之痛，一经改朝换代，城市尚能复兴。明末的这次特大洪水，却给古城开封带来了灭顶之灾。洪水之中，开封几十万人口几乎尽囊鱼腹，洪水退后，黄水带来的泥沙把一座死城尽淤地下，城墙只露出水面，城周围地貌完全改变，河流全被淤没，千里沃土，变成了无边盐碱之地，正是所谓“黄沙白草，一望丘墟”。从此，开封昔日的繁华、历代的经营，便连同30余万枯骨一起，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于地下，只剩下夷山上的铁塔、繁台上的繁塔和延庆观之玉皇阁等极少数高大的建筑成为了这场特大水患的历史见证，在中国历史上，开封无可挽回的败落了。入清以后，开封虽经重建，但再也恢复不了古城的元气，从某种意义上讲，清以前的那个开封已不复存在，在残留的明城墙基础上重修起来的清代城墙，已经完全失去了明开封城墙所蕴含的皇城意味。
开封大梁门北侧古马道遗址
历史上的开封除了以上的几个发展的高峰时期以外，其它时期亦尚有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如：早在夏代，夏王就把都城建在了老丘，虽然老丘遗址至今尚未找到，但它毕竟是在今开封版图之内的第一个建都之地，因而给人留下了诸多的牵挂和无边的遐想；西汉时期梁孝王在开封所修建的梁园，堪称中国古代园林一大奇观，“秀莫秀于梁园”、“梁园自古佳丽地”，一代梁园给古都开封的千年发展史缀上了一颗璀璨的明珠；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使开封这座运河城市应运而生，至唐代，当时的汴州城已经发展成为“拥兵十万，雄踞东方”的中原重镇，起着大唐王朝“王室藩屏”的作用；后周时期的世宗，在开封筑外城、扩道路、种树掘井、美化环境，使这座千年帝都开始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清新之气，为北宋东京城的极度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人的两次迁都开封，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其与大汉民族的融合；元代大批回回人开始到开封一带屯田，加速了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今天河南回族“大散小聚”的分布格局。此外，因为战争和水患的原因，历史上的开封人曾多次外徙，以靖康年间的南迁为最，这些汴人的南迁，对后世的中国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今日我国南方的客家人，历史上大部分来自河南，而其中的多数则又可在开封寻到他们的“根”。
兴也河，衰也河！
影响古代开封发展跌宕起伏的原因，自然与政治、军事脱不了干系，但更多的则是与历代流经开封的河流的纠葛。在史学界，曾有人用一句话来总结历史上开封的兴衰，那就是“兴也河，衰也河”。战国时期的大梁，先因鸿沟的开通而兴，后被鸿沟之水的呑噬而毁；唐宋时期的开封，因大运河的开通而盛，北宋以降，开封则因汴河的断流而衰；金元之后，黄河改道，逼近开封，之后开封的兴衰便开始与滔滔黄水结下了不解之缘。黄河，这条举世无双的地上悬河在缔造了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位于它脚下的古城开封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和无数次的生死劫难。
本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东京文化大观“。
作者为刘春迎，河南大学教授。
编辑：罗烁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